朱子的价值不仅在于文化传承，还在于传承语言艺术的魅力。《春秋左氏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记载仲尼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指“文采”，意即说话要有文采，才能传播久远。但对文言文的文采曾经有一种偏见：只有书面语才有修辞，或美词丽句才是修辞，而将口头语视为“俚语”或“俗语”，归为不入流的行列。

朱子以其理学思想的博大精深而影响深远，或以《观书有感》《春日》等诗歌的广为传播而被人们所熟悉。但人们往往重视追寻圣人之道，却忽略了蕴含于作品理性中的语言修辞艺术。清初学者朱泽沄认为《朱子语类》“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现代史学家钱穆也有过“正如画龙点睛，使人读之，有破壁飞去之感”的相关评说。可见，朱子“平易通透”“形象生动”的智性说理风格，包含着丰富的语言修辞艺术。我们从理性修辞与形象修辞两方面予以分析，或可略窥朱子修辞艺术一二。

接地气的理性说理修辞

(资料图)

文言文最初是从先秦时代的口语发展而来的，口语与书面语在修辞方式上大多相同，修辞的奥秘并不是由书面语独享的。仔细揣摩《左传》“言之无文”的前后语境，不难发现“文采”首先讲究的是“其辞顺”，指的是外交礼仪场合中合乎礼义之言。“文质彬彬”，朴实与修饰配合适当，才是孔子追求的目标。

朱子语言修辞的突出表现之一是以接地气的智性说理传承理学思想，这就是“辞顺”的修辞之义。

朱子讲学内容涵盖“四书”“五经”以及理学、历史、政治、文学等思想内容，可以说是“致广大而尽精微”，讲学所用语言主要是当时文人通用口语和闽北方言。朱子认为《尚书》有宋人容易看懂和极难理解的内容，是因为先秦时期语言到宋代已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得让人难懂，“所以当时百姓都晓得者，有今时老师宿儒之所不晓。今人之所不晓者，未必不当时之人却识其词义也”。

朱子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语言演变的事实和语言在文明传承中的重要功能，因此在讲学中要将众多经典及深奥的道理讲透，他灵活地结合语境采用了当时的“方言”和“通用语”。同时，结合日常生活、身体感官等经验，采用比喻、反复等修辞方式加以疏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接地气、聚民智”。

朱子有着鲜明自觉的人际互动和文本接受者意识，从细微处贴近与对话者的距离。他常从自身读书、做事经验谈起，批评当下读书做人做事的不良习惯。在对话中，自称“某”，尊弟子为“公”或“老兄”。如“某向来看《大学》，犹病于未仔细，如今愈看，方见得精切”，主张看书要仔细专一，才能读出文章意脉。引用熟语“见饭便吃，见路便行”，提醒学生读书做事不要随口敷衍，要下足功夫。可谓是循循善诱，颇费苦心！

因学生多是南方人，《朱子语类》在表示“自己、自身”意义时，用南方方言“自家”1192次，用“自己”85次，但从没用过北方方言“咱”。在表示“快乐、开心”时，用了南方方言“欢喜”17次，仅用了“喜欢”1次。以“后生”“后生家”称年轻人或晚辈，有时还特地前配定语“贤”组成偏正短语“贤后生”，或后加“有精力”组成主谓短语，以示对年轻学子的褒奖鼓励。

与著述文章语言风格相比，朱子语录体在庄重上多了温和的底色，与学生谈到《诗经》时，主张“只将本文熟读玩味，仍不可先看诸家注解”，把文本解释权还给读者，改变了以往《诗经》以政治解诗的传统。

除了选用恰当词语，朱子在句式结构安排上也用足了功夫，并列句式可加强语势，如“见人之善，而寻己之善；见人之恶，而寻己之恶。如此，方是有益”，充分说明了自省的重要性；或采用对照句式，褒贬分明，如“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充分说明了“体知”的重要性；结构上采用先总后分，或先分后总，还有先总后分再总的情况，如“如这众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张三，有李四；李四不可为张三，张三不可为李四。如阴阳，《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既体现了语言使用整齐中有变化的特点，又体现了对立又统一的哲理。

语言智慧——形象性的修辞手法

朱子的文采既体现在理性的说理修辞，也体现在充满语言智慧、魔力的修辞手法，制造了形象生动的修辞效果。形象生动也是接地气的语言传播方式，使深奥的理学原理通俗易懂，为受众所接受，达到了最佳传播效果。

朱子善用比喻修辞，贴近情境，凸显喻义。从人到物，从生活起居到自然现象，都成为朱子说理的依据，使得道理阐释也变得具体可感。特别是用讲学现场的具体事物打比方，信手拈来，精妙切当。屋内“飞蚁”“灯台”“竹篮子”“扇子”等都可成为喻体，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心性、诚意、天理、太极等。在屋外，如行走街上时，上台阶则举“阶砖”为例，坐下休息，则以坐具“竹椅”为例解释“性理”。

同时，比喻说理还表现出“一物多用”“万物一理”的灵活性，即用同样的喻体说明不同的道理，用不同的喻体说明同一道理的系统关联。“一物多用”如用“扇子”来阐释“太极”的动静体用之理；“万物一理”如分别用“油”的无掺杂任何东西与“白”的“十分全白”来解释“仁”的纯粹与自然，用夏、秋、冬同出于“春”的关系来说明“仁”兼义礼智的本体性。

吃穿住行是朱子常用来比喻的生活场景，潘时举问“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含义时，朱子就以吃东西要尝出滋味比喻理解圣人的话不能仅停留于文字表面，说：“譬如吃馒头，只吃些皮，原不曾吃馅，谓之知馒头之味，可乎？”朱子谈到知行观时，“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用人走路时眼睛和腿脚互相依存来说明“知”“行”的相互联系。

用熟悉、易懂的客观事物通过比喻说明陌生的抽象道理，不仅需要表达者有敏锐的观察力，还需要有生活经验的积累，本体与喻体原是不同本质的事物，二者能贴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与朱子的理学思想有关，他构建“理一分殊”的理论，又提倡“格物致知”，努力追求心物内外之理互相交融，最终达成道理之间豁然贯通。朱子既尊奉前辈学者，又不墨守成规，最终构建了庞大的朱子理学系统。

在运用反复的修辞方式进行说理时，运用顶真、对偶、层递、对比等修辞手法，对某一事理反复解说，也是朱子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述形式。如以顶真构成上递下接关系的，“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以“知之之要”在前后句的顶针对接，说明“学知行”先后、轻重关系，体现了内在的逻辑关系。

以对偶构成交错照应，如“穷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当然，故行不谬”，以“知其所以然”与“知其所当然”的对偶排列，既便于记诵，又说明“知”与“行”的辩证关联。

以层递构成步步顺势推理，如“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层层递进，说明穷理功夫与致知的密切关联。“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由源至流，层层推进。

有对比构成的逆势推理，如“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以“向前”与“退步”对照，说明“观书”方法的取舍。

这些修辞手法的反复说理，使语意重点突出，道理分明通畅，发人深省，论证严密而文辞简洁，富有理趣。

朱子充分利用汉语的独特性，调动语言的一切可能性，运用比喻、顶真、对偶、层递、对比等修辞手法，构建了蕴含熟悉的日常生活、真切的生命感悟和形象的理学阐释等丰富的语言世界，巧思妙想又妥帖自然，从而让弟子们“得其门而入”，以夯实学问根基。这些修辞手法是在特定语境中生成，又是依托语境来解读的。

最准确、最好的就是最恰当的，这正是现代修辞学开创者陈望道所倡导的“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诸多修辞手法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对表达的主旨语境的适应。这一适应还突出体现在《朱子语类》对话体上。弟子学成而归，拜辞后依依不舍怅然而归，朱子给弟子辅广的信中则写下“甚思贤者相聚之乐”，师生的配合使双方“宗经明理”的问答内容“历千载而如会一堂”，闪耀着中华文明和理性语言的智慧光辉。它不仅是朱子与弟子互动交流的一种方式，更是中华文明延续的一种方式，从中可以真切地感受理学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创新与转化的魅力。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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